法律是“民族精神”的自然言說《論立法與法學的當代使命(西方法哲學文庫)》書評 —— 查看此書介紹
李宇先 2006-3-24 17:29:34
1804年3月，《法國民法典》在法國議會獲得通過，這就是著名的《拿破侖法典》。同年，拿破侖稱帝，其鐵騎橫掃歐洲大陸，蕩滌了歐洲封建主義勢力，帶去了資本主義文明和法國民法典的精神。雖然拿破侖的政治生命因滑鐵盧一役功敗垂成，但是，當拿破侖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島時，還不忘自夸地說：“我的光榮不在于打勝了四十個戰役，滑鐵盧一役會摧毀這么多勝利……，但不會被任何東西摧毀的，會永遠存在的，是我的民法典。”可見《拿破侖法典》的影響性。法國大革命所產生的影響在當時還處于封建諸侯割據時代的德意志諸邦掀起了巨大的波瀾，在1814年拿破侖戰敗之時，德國海德堡大學著名民法教授、哲學法學派領軍人物安•弗·尤•蒂博（A•F•J•Thibaut）經過多年的思考寫出了《論制定一部統一的德國民法典的必要性》一文，提出應當在羅馬法和《法國民法典》的基礎上，對日爾曼各邦的法律和習慣以前后一貫的方式進行編纂，以實現民族的統一。認為制定一部統一的法典是德意志獨立、統一、復興的基礎。蒂博的這一主張是適合當時形勢需要的，無疑具有歷史進步意義。
與此同時，法國大革命及其思潮也受到了德意志封建貴族勢力和保守法學家的仇視，他們反對法國人民所進行的政治和法律秩序的變革，對法國大革命中的理性主義和世界主義思想產生極為強烈的反動，在法學領域，產生了一場被稱為歷史法學的運動，其中充當急先鋒的就是當時柏林大學著名教授、德國歷史法學派代表人弗•卡•馮•薩維尼（F•C•V•Savigny 1779—1861）。薩維尼針對蒂博的論文發表了被稱為德國歷史法學學派代表作的《論立法與法學的當代使命》這一論戰性論文。
薩維尼反對自然法理論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理性主義立法觀，不僅如此，他還反對成文法是立法者的產物，認為法是自發產生并按階段發展的。針對蒂博提出在德意志境內即時制定一部完整的民法典的觀點，薩維尼提出“法律以及語言，存在于民族意識之中。”法律就象語言一樣，“隨著民族的成長而成長，隨著民族的壯大而壯大，最后隨著民族對于民族性的喪失而消亡。”在薩維尼看來，“民族的共同意識（the common consciousness of people）乃是法律的特定居所。”法律絕不是那種應當由立法者以專斷刻意的方式制定的東西，法律首先是由一個民族的特性，也就是“民族精神”（Volksgeist）所決定的，是“民族精神”緩慢、漸進、有機發展的結果，每個民族都逐漸形成了一些傳統和習慣，而通過對這些傳統和習慣的不斷運用，它們逐漸地變成了法律規則，只有對這些傳統和習慣進行認真的研究，人們才能發現法律的真正內容，才能發現法律的精神，因為法律是“民族精神”的自然言說。因此，對于法律的編纂應當謹慎行事，因為一則立法者在變更現有的法律時，會受到強烈的國家理性的影響，不到必要時，一般不應當立法，即便是立法，也應當考慮到現存的法律的權威性，關鍵在于法律的精確性取決于法律的有效執行，而不是頻頻立法、羅織密布的法網。二則人類的理性有限，當人們的立法能力不敷應對時，那么人們竭思改善的自身狀況反而會被一部不完善、不成熟的法典所損害。在薩維尼看來，由于立法而造成法律的任性隨意而突兀多變，是最為有害的，一些經由變革也可以求得法律的統一性和合法性，與政治上所謂愛國主義的不利因素相比，就顯得有點得不償失。
薩維尼運用歷史主義的方法考查了三部民法典，他首先抨擊了《拿破侖法典》認為該法典受到法國大革命的政治影響極大，雖然該法典在制定時秉承了法國大革命中的共和主義思想，但是在現實中則傾向于專制主義；在形式上、內容上充滿瑕疵，這些瑕疵以至于“凡感到需要法典之處，法典反倒成為補充性的輔助規則。”之后，薩維尼以極大地熱情謳歌了《普魯士民法典》、《奧地利民法典》，認為它們旨在追求某種卓越，沒有什么十分急切的必需，除了卓越沒有別的其他什么目的和愿望，不象《拿破侖法典》是為了緩解法國大革命造成的諸多迫在眉睫的弊端，同時它們具有一種本土法律淵源。
薩維尼反對制定全德統一法典，堅持以習慣法為法律的基礎，認為法律的最好淵源不是立法而是習慣，只有在人民中活著的法才是唯一合理的法，習慣法是最有生命力的法。薩維尼提出，在盛行日爾曼習慣法而沒有成文法典的德意志諸邦，良好的法律狀態要依賴三種情況，一是強有力而行之有效法律權威；二是有一個勝任并且有為的司法機構；三是良好的程序形式。而這三者在有著日爾曼習慣法的地區都自然而地存在著的。而在已有成文法典的普魯士、奧地利諸邦由于這些法典是根據科學原理原則而且制定的，也只能根據科學的原理原則進行檢驗，加以完善，而沒有必要將其廢止制定新的統一的法典。
由于薩維尼認為法律是“民族精神”的自然言說，因此，法律的發展是一個自發的發展過程。但是，立法者以及法學家同樣可以在制定法律時起著重要的作用。在他看來，法律的發展是分為三個階段的，一是法直接存在于民族的共同意識之中，體現為習慣法；二是法表現在法學家的意識之中，這些法學家根據特定的語言和方法，使法律科學化，成為學術性的法律，如法律匯纂就是這種學術性法律的具體表現，在此時，法律即體現“民族精神”，又反映法學家思想，具有兩重性，而合格的法學家必須具備敏銳的歷史眼光對各時代的法律歷史精神了然于心并且具備淵博的法律知識，有著法律概念和規范的框架，法學家、法官、律師對于法律制度的建構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三是立法，即當文化知識超過前一個時期的情況下，才可以從事立法。薩維尼認為在當時的情況下德國還不具備制定一部統一法典的條件，立法和法學的當代使命就是要在歷史中找尋被視為法律基石的“民族精神”，經由立法形式將其予認可和保存。
薩維尼的保守的歷史法學思想一出籠就遭到了馬克思主義的有力批判，馬克思指出：“有個學派以昨天的卑鄙行為來為今天的卑鄙行為進行辯護，把農奴反抗鞭子——只要它是陳舊的、祖傳的、歷史性的鞭子——的每一個呼聲宣布為叛亂。……這個法的歷史學派本身如果不是德國歷史的產物，那它就是杜撰了德國的歷史。”薩維尼將法律和語言這兩個完全不同的對象等同起來，是一個非常不恰當的比喻。法律有著強烈的階級性，而語言則只是人們進行交際用的工具，沒有階級性，用語言的發展來類比法律的起源顯然失去了其科學性，混淆了法律與語言的界限。薩維尼認為自己所追求的目標與蒂博并無二致，那就是都渴望擁有一個堅實的法律制度，以抵御專擅對人類的傷害，同樣也尋求日爾曼民族的統一和團結，他與蒂博的不同之處就在于以什么樣的方式達致這一目標，因為他認為，當時的德國尚無力制定一部統一的法典，更沒有一部法典的生命力所能支撐的社會——歷史基礎。他反對建立統一的德國法典觀點固然有它明顯地具有保守性，但是，德意志國家在此之后雖然也一直致力于建立一個統一的法律體系，而這一努力直到1896年統一的《德國民法典》才得以在德意志全境通過并于1900年1月1日施行，從另一方面同樣也反映了制定一部統一的法典的艱辛。《德國民法典》繼承羅馬法的傳統，結合日耳曼法的一些習慣，并根據19世紀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新情況而制定，事實上這部法典也大量地吸收了日爾曼習慣法的精神，而這正是薩維尼所謂的“民族精神”。法的歷史學派固然已成昨日黃花，其理論價值也已不太大了，但是，薩維尼關于法律與“民族精神”的關系的闡釋，其關注歷史的視野，反對立法萬能的思想都是值得引起我們高度重視的。
——原載《人民法院報》2005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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