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簃文存》書評 —— 查看此書介紹
劉志 2006-12-13 14:40:13
《寄簃文存》是中國近代著名法學家、清末法制改革的倡導者沈家本（1840-1913）的著作。沈家本，字子淳，別號寄簃，清代歸安（今浙江吳興縣）人。光緒九年（1883年）考中進士，歷任天津知府、山西按察使、刑部左侍郎、法部右侍郎、資政院副總裁等職。沈家本在刑部供職期間，就瀏覽了歷代法典和刑獄檔案，對中國古代法律制度和法學文獻進行了大量的考訂工作。1902年清政府被迫變法修律，設立修訂法律館，派沈家本、伍廷芳充任修訂法律大臣。沈家本熱心探索西方資產階級法律制度和法律思想，他或親往歐洲各國，或派人東渡日本，進行考察，了解資本主義法律制度的歷史和現狀，積極引進資產階級法律。在沈家本主持修訂法律期間，把《大清律例》刪改成了《大清現行刑律》，并參考資本主義國家刑法，主持制訂了中國近代第一部專門化的刑法典——《大清新刑律》。沈家本還主持制定了中國近代第一部商法——《欽定大清商律》，以及民律草案等一系列前所未有的近代化的法律。沈家本的著術十分豐富，著有《沈寄簃先生遺書》甲編22種、乙編13種，還編有《枕碧樓叢書》12種。這些著作均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是研究中國法制史和法律思想史的重要參考資料。
《寄簃文存》是《沈寄簃先生遺書》甲編中的重要著作之一，共8卷96篇。具體包括：《卷一·奏議》12篇，《卷二·論》7篇，《卷三·說》8篇，《卷四·考》15篇，《卷五·箋》9篇，《卷六·序》21篇，《卷七·跋》13篇，《卷八·跋》15篇。
《寄簃文存》系統地表述了沈家本的法學思想。 沈家本認為，實行西方的法治主義，“舉國之精神，胥貫注于法律之內”（《新譯法規大全序》），就能使國家強盛。他以日本為例，加以證明，指出：“日本舊時制度，唐法為多，明治以后，采用歐法，不數十年，遂為強國。”（《新譯法規大全序》）
沈家本沿襲先秦法家的論述，闡釋法的概念，他認為：“法者，天下之程式，萬事之儀表也。”（《新譯法規大全序》）法律的作用在于治民與治國，“為政之道，首在立法以典民。”（《旗人遣軍流徒各罪照民人實行發配折》）
沈家本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資產階級法制原則出發，針對旗人犯罪享有換刑、減罪等法律特權問題，提出漢人旗人“一體同科”的主張。他認為“法不一，則民志疑，……法一，則民志自清”。（《旗人遣軍流徒各罪照民人實行發配折》）他還力主廢除買賣人口奴婢制度，提議：“無論滿漢官員及軍民人等，永禁買賣人口。如違，買者、賣者，均照違制律治罪。”（《禁革買賣人口變通舊例議》）
在談到正確執法的重要性時，沈家本指出：“設使手操三尺，不知深切究明，而但取辦于臨時之檢按。一案之誤，動累數人；一例之差，貽害數世，豈不大可懼哉？”（《重刻唐律疏議序》）那么，如何才能做到正確執法呢？沈家本認為關鍵在于要有好的執法人。為此，他主張開展法律教育，設置律學博士，教授法學。他認為律博士一職十分重要，不可缺少。“法律為專門之學，非俗吏之所能通曉，必有專門之人，斯其析理也精而密，其創制也公而見。”（《設律博士議》）
沈家本十分重視法理學的研究，對中國法理學不發達的原因進行了深刻的剖析，他認為，法理學對于立法、執法和守法都具有很強的指導作用，“不明于法，而欲治民一眾，猶左書而右息之，是則法之修也，不可不審，不可不明。而欲法之審，法之明，不可不窮其理”（《法學通論講議序》）。所以，每一個法，都要符合法理學的原則，“若設一律而未能盡合于法理，……則何貴乎有此法也”（《論故殺》）。對于古今以來，“法立而不守”的情況，沈家本分析其原因主要在于“自來勢要寡識之人，大抵不知法學為何事，欲其守法，或反破壞之。此法之所以難行，而學之所以衰也”（《法學盛衰說》）。他痛切地描述了清代不重視法理學的現象，“本朝講究此學而為世所推重者，不過數人。國無專科，群相鄙棄”（《法學盛衰說》）。他嚴厲批判了紀文達編纂《四庫全書》時輕視法律和法學的錯誤指導思
想，認為在這種法律虛無主義影響下，“天下趨向之所屬，令創此論于上，下之人從風而靡。此法學之所以衰也”（《法學盛衰說》）。
對于中國法學盛衰的原因，沈家本作了比較深入的探討。他根據自己淵博的法學知識和豐富的治法經驗，得出了一個結論：“法學之盛衰，與政之治忽，實息息相通。然當學之盛也，不能必政之皆盛；而當學之衰也，可決其政之必衰。”（《法學盛衰說》）
《寄簃文存》集中反映了沈家本近代法律與法學思想，凝聚著其十分豐富的治法經驗，盡管其中存在一些封建綱常禮教等糟粕，但仍不失為我們研究中國法制史和法律思想史的珍貴學術遺產。
法學時評網（www.lawintime.com),200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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