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國家工作人員與親屬共同受賄犯罪的理論與實務》書評 ——

陳光中序，李偉迪提供 2003-6-13 8:38:19

陳光中先生為《國家工作人員與親屬共同受賄犯罪的理論與實務》一書所作序言：
親屬與官員勾結共同受賄，古已有之，但是，把親屬與官員共同受賄作為研究對象的專著，據我所知，本書是第一次嘗試。
近年來，在黨的領導下，廉政建設常抓不懈，既打老虎也拍蒼蠅，戰果累累，但不可否認的是，反腐斗爭還未取得預期的效果，受賄大案要案層出不窮，并且沒有消減的跡象，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反思，為什么還會有那么多人敢于頂風作案、貪心不死？并且檢察機關經常遭遇這樣的尷尬：請托人向檢察機關坦白了自己的行賄罪，在國家工作人員親屬那兒也繳獲了賄賂贓物，請托人也從國家工作人員所在單位謀取了利益，但是，無法證明國家工作人員對親屬收受賄賂的明知，最后無法認定國家工作人員的受賄罪。也許那些“高智商”的受賄犯罪分子，正是瞅準了這一法律的漏洞，“分工”受賄，由親屬“負責”收受賄賂，國家工作人員“負責”為請托人辦事，案發后，國家工作人員聲稱自己不知道親屬收受了請托人的賄賂，親屬也“證明”說，自己沒有將收受請托人財物之事告知國家工作人員。近年偵破的受賄大案，幾乎都是國家工作人員與親屬共同所為；而這些案件的偵破，大都是“拔出蘿卜帶出泥”而發案，攻心戰術取證據；但如果遇到“強硬”的對手，堅決不承認自己的受賄故意，檢察機關只能退而求其次，以其他瀆職罪名起訴，或者只好撤銷案件。貝卡利亞在《論犯罪與刑罰》中說：“如果讓人們看到，他們的犯罪可能得到寬恕，或者刑法不是犯罪的必然結果，那么就會煽起犯罪不受處罰的幻想。”反賄的法律會異化成受賄的誘餌，在這種法律框架內，制裁和預防受賄犯罪，難以明顯奏效，是很自然的事。
如何解決這個難題？作者借鑒中國古代的受賄推定和世界上的相關立法，提出以下主張：檢察機關根據請托人的證言，國家工作人員親屬收受請托人財物的行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的行為，以及謀取利益的行為與收受財物的行為的因果關系的初步證明，推定國家工作人員與親屬有共同受賄故意，犯罪嫌疑人如果要推翻推定，必須承擔共同受賄故意不存在的舉證責任。作者不僅從理論上詳細論證了共同受賄故意的推定規則，而且從親緣關系的特殊性、親屬共同受賄證據的特殊性、國家工作人員權力義務的特殊性角度，論證了親屬共同受賄故意推定的理論基礎。
親屬共同受賄故意推定是反賄法律的重大創新，不僅如此，對一些傳統理論，作者也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見，如推翻推定的標準問題，學術界一般認為，被推定人如果不能確定無疑地或者排除合理懷疑地證明自己的主張，推定就發生終局效力。作者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主張把推翻推定的標準修改為明顯優勢標準，即反駁證據只要使推定事實處于真偽不明狀態，法庭就應認定推定不成立，反駁有效。在認定推定最終成立的標準上，作者主張，檢察機關雖然以明顯優勢標準即推定標準起訴，但是有罪的公訴意見必須排除合理懷疑，必須貫徹疑罪從無原則。這樣既讓被告人承擔了一定的舉證責任，化解檢察機關的難題，也平衡了控辯雙方的敗訴風險，防止因被告人承擔過重的舉證責任而出現錯案。
本書作者的親緣眼光，使本書得以獨樹一幟，《民事證據法專家建議稿》和《刑事證據法專家擬制稿》均提出了“拒絕作證權”，規定具有親緣關系的人員可以拒絕作證，如妻子可以拒絕作出不利丈夫的證詞，父親可以拒絕作出不利兒子的證詞，這是基于親緣關系的特殊性，但親屬作證豁免權與推定證明如何結合，這值得學界研究。
本書也存在一些不足，如英國、新加坡等國受賄推定的司法實踐的材料涉及不多；論及親屬共同受賄故意推定與無罪推定的對立統一關系，有這個思路是好的，但論證粗糙了些，某些觀點是否科學合理，也有待學術界和司法界的共同探討。
陳光中
2003年3月2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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