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思想史上的失蹤者”致敬——就《政法筆記》答陳佳勇先生
編者按：馮象先生的新著《政法筆記》今年一月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最近上海青年作家陳佳勇先生就此采訪了馮先生，以下是采訪全文。
問：現在有個時髦的講法叫做“復合型人才”。打個比方，一個中文系的教授倘若既能做研究，又能寫小說，便很了不起了。您覺得自己是否也是“復合型”？作為哈佛大學的中古文學博士，又拿了耶魯大學的法律博士，現在從事的是法律工作。換言之，喬叟和憲政，哪個更讓您覺得有意義？
答：當然是喬叟（十四世紀英國詩人）。憲政怎么會讓人覺得有意義？那是政治，有人贏就必定有人輸的游戲。即使對我們吃政治飯的朋友而言，憲政也不可能是生活意義的所在；政治家吃的玩的想的斗的離不開兩個字：權力。就是那個常言說的“必然導致腐敗”的東西。所以我在書里花了些篇幅討論腐敗問題：為什么腐敗行為在很多場合可以暢行無阻，在政法實踐和與之配合的媒體宣傳上能夠享有道德中性，亦即合法權利的同等待遇。至于“復合型人才”，最早大概是干部政策為提干方便的一個口號吧。后來學位文憑到處賤賣，就不希罕了，批發給老百姓用了。作為大學的政策，中文系的教授不能鼓勵他作小說，那是不務正業，而且他多半寫不好。當然，教寫作的老師除外。還有就是浙江大學的金庸先生除外。
問：您說過“神童不學法”，意思是只有到了一定的年齡才能更好地理解法律，因為“法律的生命在于經驗”。您最早是選擇了文學，而現在則選擇了法律，是否因為年齡的緣故使得您對世界的看法有了轉變？
答：文學和法律的異同，我在彭倫先生的采訪中談過（《深圳商報》２００３．１２．６）。法律工作的確仰賴社會經驗。例如律師辦案子，調查取證，與客戶、法官和政府部門打交道，都是經驗活。你要是神童就慘了，娃娃臉，在社會上闖蕩，人家要欺負。中國如此，美國也不例外。這陣子正是法學院學生找工作參加面試的季節，學院有專門的輔導，教他怎樣穿著打扮回答問題，要他顯得練達能干，討雇主的歡心。國內的法官代表團來訪，同美國法官交流，也有類似的體會：說美國法官學歷未見得高，年輕化則遠不及中國。
問：《政法筆記》里的文章不少發表于《讀書》雜志，有一篇見于《萬象》雜志。您在寫這些文字的時候，個人的志趣是否決定了您所選擇的話題？譬如魯迅肖像權問題、孔子是否享有名譽權等。是通過生活中的諸多瑣事，來講述法律的大義嗎？
答：我的業務專長是知識產權，所以這方面寫了幾篇，包括《沙家浜》著作權和魯迅的“肖像權”問題。法律現在是“顯學”，調子唱得很高，借口法律可以議論各種問題。但我覺得現代（西方式）法治移植中國的一些前提和假設，需要討論一下，就寫了這一系列。對象是非法律專業的普通讀者；題目則大多在哈佛講過，圍繞案例展開，著眼點與國內的主流視角有所不同。不，這本書不是關于“法律的大義”的；毋寧說，是對形形色色“大義”的根基的批判。
問：相對于您先前的幾部著作，《木腿正義》、《玻璃島》等，這本《政法筆記》對您有什么特別之處嗎？
答：跟普通讀者討論法律問題，算一次嘗試吧。另一方面，如本書弁言所說，也是為了繼續前人的事業。朱學勤先生寫過一篇追憶“思想史上的失蹤者”的文章，講他在河南蘭考插隊時，和一群發奮讀書的高中生（稱作“六八年人”）一起辯論問題探求真知的情形。我讀了非常感動。我是六八屆初中生，有說是卷入文革的“老三屆”里最年幼的一屆。我的思想啟蒙也始于那個大動蕩的年代，最初也是以我的兄長，那些勇于挑戰和思索、組成“民間思想村落”的高中生為楷模的。盡管“六八年人”中的大多數，由于各種原因，早已成了學勤兄惋惜的“失蹤者”，我想作為“幸存者”，我有義務在接過他們的思想火種之后，發揚光大他們不朽的精神。在此意義上，《政法筆記》可以說是對那一代思想者的致敬。
問：您在書中一篇文章《法學院往何處去》中說，“當前法律教育面臨的最大威脅是ＭＢＡ化”。那么在一個日益商業化的社會里，法律工作者和商人最大的區別在哪里？他們對社會應該承擔怎樣的責任呢？
答：很不幸，事實上區別越來越小了，雖然在本本上，法律人要受職業道德規范的約束，不能公開推卸自己維護法律尊嚴和社會正義的責任。其中的道理，我在《好律師能不能也是好人》等文章里討論了。至于法律教育的問題，根子在大學；大學無自治，抵擋不了主管部門、校內外權勢和鉆營者的腐敗。這些年來，先把大學辦成機關，再“改革”成公司，濫發文憑、盲目合并、占用耕地、招引洋野雞大學合作坑人，亂得跟保健品市場差不多。完全忘記了公立教育和學術的宗旨。難怪中紀委最近的十省區市問卷調查結果，學校已經和建設工程、司法機關、醫院等一樣，成了公眾心目中的“五大腐敗領域”（新華網２００４．１．２６報道）。
我自己每次回北大講學，看到母校的衰落，都很痛心。北大相當一部分的光榮，是借自老清華的。老清華是先父與先母的母校。所以到清華授課，物換星移，也深為嘆息。清華園有觀堂（王國維）先生的紀念碑。觀堂先生是我大舅斐云（趙萬里）先生的恩師，也是我外婆家的親戚。因此在感情上，清華園和未名湖一樣，多有憑吊之處。可是面對陳寅恪先生撰的紀念碑碑文：“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就實在為今日的大學慚愧。
問：從作者的角度出發，您希望讀者從書中讀出些什么呢？您會像小說家那樣，僅僅追求表達的酣暢嗎？還是希望略微帶點“普法教育”的作用？
答：讀者怎么讀，作者沒法管，也不該管。一管就傻，連自稱“表達的酣暢”也沒人信了。但“普法教育”不是學者的工作，是現階段政法策略的一項宣傳部署。學者的任務，便是揭示這一部署背后的東西。
問：聽說您正在重新翻譯《圣經》，不知現在進展如何？這肯定會有助于我們從源頭出發更好地了解西方文化，但這種對于西方經典的關注，對于當下，是最需要最迫切的嗎？您會在意這種懷疑嗎？抑或，您如何應對這樣的懷疑？
答：譯注每個周末做一點，正在完成第一卷《摩西五經》（希伯來語《圣經》的開頭五篇）。《圣經》的經典性不僅在它的源頭位置，它的宗教與符號意義，還在它對現實世界的支配性影響。隨著中國的開放，加入全球資本主義的市場交易和競爭，奉《圣經》為經典的西方猶太／基督教文明對我們社會生活的沖擊，就很難避免了。因為這部書同時也是現代資本主義的一些核心理念、道德信仰、法律原則和文化價值的淵源。不好好了解學習把握這些東西，中國就進入不了“現代”。這跟孔夫子、毛主席對于當代中國人的意義是差不多的。讀不讀他們，都得受他們的影響，你沒處躲。而《政法筆記》所做的，即是對現代資本主義的一種特定社會控制方式——法治——的追究與批判。
２００４年２月２日
（《政法筆記》，江蘇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１月出版，定價２６元）
（原載湖南《湘聲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