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 2003-01-09 15:42:01
一群老知識分子的坎坷命運足以讓我們警惕：有些忽略，會讓整個社會付出代價
被遺忘３０年的法律精英
□本報記者萬靜波吳晨光謝春雷
一本詞典引出一群老人
這是一本有史以來中國最大的英漢英美法詞典，460多萬字，所收詞條已達到4.5萬多個，是日本出版的《英美法詞典》的3倍。
詞典的最后校樣已經(jīng)完成。在沒有政府支持，沒有經(jīng)濟資助，沒有鮮花和掌聲，甚至連正規(guī)辦公室都沒有的情況下，兩代學人在默默無聞中歷經(jīng)九載寒暑的嘔心瀝血之作，終于接近了尾聲。
國家司法部一位司長評價說：“這是個很奇怪的事，一部具有國家權(quán)威的詞典，卻由一群無職無權(quán)無錢的學人和老人編撰，他們做了我們整個司法行政教育系統(tǒng)想做而做不了的事。”
這本書后面，有一群幾乎被人們遺忘的老人。
這是一些響亮的名字，一些在1949年以前就已成為法學權(quán)威的前輩名宿———
盛振為，美國西北大學法學博士，東吳大學前校長兼法學院院長；
周木丹，比利時魯汶大學1934年法學博士；盧峻，美國哈佛大學1933年法學博士；王名揚，法國巴黎大學1953年法學博士；蔡晉，東吳大學1933年法學士；許之森，東吳大學1934年法學士；盧繩祖，東吳大學1934年法學士；徐開墅，東吳大學1940年法學士；王毓驊，美國印地安那大學1949年法學博士；
俞偉奕，東吳大學1944年法學士；郭念祖，東吳大學1946年法學士；陳忠誠，東吳大學1947年法學士；周承文，東吳大學1944年法學士；高文彬，東吳大學1945年法學士；……這行名單還可以開列很長，他們幾乎全是東吳大學法學院畢業(yè)生。
東吳大學法學院，1915年成立于上海，是中國在教授中國法之外惟一系統(tǒng)地講授英美法的學院，解放前中國最著名的法學院之一。
從1930年代到1990年代，國際法院一共有過6位中國籍法官，從顧維鈞開始，一直到1997年的聯(lián)合國前南國際刑事法庭法官李浩培，都是東吳法學院的教授或畢業(yè)生。
該校校史上最值得夸耀的一段是在1946年：東京審判采用的是英美法程序，由于一時找不到合適的人選，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急了，最后，蔣介石點名從東吳大學要人，其結(jié)果是———中國赴遠東軍事法庭的法官、檢察官、顧問等人，幾乎全部來自該校。
然而，這些20世紀上半葉中國法學界所能奉獻出來的最優(yōu)秀人物，“1949年后，他們中留在大陸的，卻幾乎都做著與法律無關(guān)的事：英語教師，或者勞改犯———對師生而言，與東吳法學院的關(guān)系成了一種罪過。在1957年‘反右運動’，以及‘文革’期間，很多校友遭到迫害。”（引自《培養(yǎng)中國的近代法律家———東吳法學院》，第293頁，康雅信著）
這些卓有學識的才智之士，他們后半生是怎樣的？他們以及家人怎么度過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
他們的晚年
由于編撰詞典的緣故，中國政法大學的薛波曾30多次到上海造訪這些老人。
周木丹，年過九旬，被當今法學界喻為“羅馬法活詞典”。1929年受胡適推薦，留學比利時，成為1949年前獲比利時魯汶大學博士學位的5個中國人之一。不久前，
商務(wù)印書館出版了“百年文庫”叢書，作者都是王國維、胡適、陳寅恪等百年中國學術(shù)史上的名家，而周木丹是叢書作者中在世的惟一一位。
如此一位法學大家，薛波怎么也沒有想到，他竟生活在那樣的環(huán)境里：上海南昌路282號，一棟破舊的兩層小樓房。樓道陰暗，木質(zhì)樓板年久失修，走上去吱吱作響，墻角到處是蜘蛛網(wǎng)。
周木丹就住在二樓一間十幾平米的房子內(nèi)。一臺黑白電視，一個單開門冰箱，就是周木丹的全部值錢家當。
1950年代中期，正在最高法院西南分院工作的周木丹，突然被下放到青海師范學院圖書館。從此，在距離故鄉(xiāng)上海數(shù)千里的地方，周木丹度過20多年近乎青燈黃卷的生活。直到1980年，周木丹進入安徽大學。在安大工作10年直到退休后，由于沒有房子，周木丹只得回到上海。
現(xiàn)在，周木丹先生又搬回了安徽女兒家，由于行動不便已坐上輪椅，而上海居所終年不見陽光，到女兒家也只是實現(xiàn)了在戶內(nèi)曬曬太陽的愿望。
在哈佛大學博士盧峻先生家里，惟一的電器是部巴掌大的電扇，12元錢買的。90多歲的盧峻一目失明，戴著用舊信封糊住一邊的眼鏡，蜷縮在被子里。有病了，不敢去醫(yī)院，也吃不起藥。誰能想到，這位早已臥床不起的清瘦老人，居然是直到去世《哈佛法學評論》都每期給他寄樣刊的大學者，中國僅有的幾個哈佛法學博士之一，前中央大學法學院院長。
面對另一位1944年獲得東吳大學法學士的老人時，薛波發(fā)現(xiàn)：他上衣的五個扣子，竟然都不一樣。
也許，1930年代曾為浙江地方法院和上海特區(qū)法院法官，1957年后執(zhí)教于上海向陽中學的蔡晉先生，是晚景最為凄涼的一個。他和小兒子一家住在一起，一個小房間，竹屏風后面，一張床板，很薄的被子，這就是他的臥室，里屋住孫子和孫媳婦。一個破舊奶粉罐，裝著蔡晉的全部“貴重”物品。
病重后的蔡晉住在上海南京西路的一家社區(qū)醫(yī)院里。如果不是上海社科院某負責人為其疏通，是難以入住的。即便這樣，他也只能被安置在一個封閉的陽臺里。
彌留之際，薛波去醫(yī)院看他，目睹了難忘的一幕：蔡先生孤獨地躺在陽臺一角，而另一角，恰是護工的休息處。
當《英美法詞典》的編撰工作接近尾聲時，蔡晉溘然長逝。陪伴蔡先生進入另一個世界的，除了他的1933年東吳大學法學士證書之外，還有他親自審訂的《英美法詞典》稿件，49頁，輕輕地放入他的靈柩內(nèi)。
被改變的命運
在上海、南京、杭州，薛波走訪了數(shù)十位東吳學人，幾乎每個人都有一段不堪回望的過去。
盛振為，東吳大學首任華人教務(wù)長及后來的法學院長，曾著有《證據(jù)法學》、《英美法的審判制》等。后被打成“反革命”，被判處在甘肅勞改10年，后因宋慶齡說情，6年后才被釋放。到了1980年代，平反。
高文彬，81歲，曾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翻譯、中國檢察官秘書，當年他從卷帙浩繁的資料中找出了證據(jù)，將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這兩名原可能逃脫罪責的戰(zhàn)犯送上絞架。1952年后高先生被打成“反革命”，在鄱陽湖修大堤，一修就是28年，每天挑土幾十趟，累得連早晨上工的擊鑼聲都聽不見。1980年代初獲得平反，有關(guān)方面要給他補償損失，他說：“我人生中最好的時光，能用錢補回來嗎？”最后他沒要。
俞偉奕，日寇侵占上海期間，他埋頭治學，繼續(xù)攻讀獲碩士學位，抗戰(zhàn)勝利后從事律師和法律教育工作，1949年后，因有參加東京審判的同學留在日本美軍基地工作，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被斗，一度連生命都無法保全。
周承文，1969年后回老家湖州鄉(xiāng)下做村文書。1980年代末，被聘到當時的杭州大學教書，成為浙江省起草涉外法律文件的專家，“寫的英文，就像報紙上印出來的一樣。”曾長期住在團結(jié)戶里，共用廚房衛(wèi)生間，每間房只有七八平米。
王毓驊，美國印地安那大學的法學博士，在街道副食門市部工作了許多年，直到1980年代才到南京大學任教。
徐開墅，抗戰(zhàn)后的東吳大學教授，1979年后，他以上海社科院無編制的特約研究人員身份，為上海的法制重建殫精竭慮。1999年去世時，一些人才知道———他當了30年的中學教師。
“他們是無辜的。”2002年10月上旬的一天，在中國政法大學那間小小的詞典編輯部里，《君主論》等名著的中譯者———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潘漢典先生對記者說。他今年81歲了，也是東吳大學畢業(yè)生中不多的從事法律教育的幸運者，他因接觸蘇聯(lián)法律較早，幸而躲過了那場災難。
潘先生談到動情處，他甚至落淚了，為他那些受難的師長和系友。
圖片說明：
圖片上排從左至右：倪征日奧周木丹盧峻王各揚蔡晉許之森盧繩祖徐開墅
下排從左至右：王毓驊潘漢典俞偉奕郭念祖陳忠誠周承文高文彬
原載《南方周未》2003年01月0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