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苗壯 ]——(2012-5-24) / 已閱21785次
1.2.1 隱蔽信息的逆向選擇
在合同訂立前，代理人比委托人更了解自身的品質以及外部環境。例如，在商談職務、晉升或報酬問題時，現任或擬任的管理者比公司及其股東更了解自身的品質和/或外部環境。掌握私人信息的管理者能夠以虛假陳述或隱瞞事實等方式誘使不掌握此類信息的股東接受有利于己而不利于彼的合同條款。[9]
1.2.2 隱蔽信息的道德風險
在合同訂立后，代理人比委托人更了解自身的品質以及外部環境。例如，管理者比公司及其股東更了解某種產品的供求關系以及某個項目的風險情況。掌握私人信息的管理者有可能選擇開發利潤較低的產品或投資于風險較低的項目，以股東利益為代價而使自己獲益。[10]
1.2.3 隱蔽行為的道德風險
在合同訂立后，代理人比委托人更了解自身的努力程度。例如，管理者比公司及其股東更了解自身的努力程度。掌握私人信息的管理者能夠通過偷懶、浪費或侵占等方式，以股東利益為代價而使自己獲益。
二、股東之間的集體行動問題
在個人小股東為數眾多的公司中，除了股東與管理者之間的代理問題，還存在著股東之間的集體行動問題。代理問題起源于集中管理，而集體行動問題則起源于分散持股。分散持股使得股東的集體行動不僅成為必須，而且成本高昂。這就是說，激勵股東參與并協調其共同控制公司管理的成本很高。[11]
2.1 理性的冷漠
分散的股東之間存在的集體行動問題的一個表現就是“理性的冷漠”（rational apathy）。例如，要想明智地投票，股東就必須了解情況。投票與了解情況都需要投入時間、精力及其他有價值的資源。然而，當有投票權的個人小股東[12]為數眾多時，任何人的投票幾乎都不可能影響投票的結果。意識到投票與了解情況將是徒勞無功的，理性的公眾股東根本就不會進行信息投資。
2.2 搭便車
集體行動問題的另一個表現是“搭便車”（free-riding）。如果投資的收益大于其成本，股東就會花費資源明智地投票或采取其它行使控制權的行動。當邊際收益與邊際成本相等時，投資的規模達到最優。然而，降低代理成本是一種公共物品，其特點是成本集中、收益分散。也就是說，不論個別股東是否付出了成本，全體股東都能從公司管理的改善中按份獲得收益。這樣一來，理性的公眾股東就不會在監督公司管理方面投入精力，而是選擇搭其他股東的便車；積極行動的股東則要付出提供公共物品的全部成本，而只能按份獲得公共物品帶來的部分收益。其結果是，除非提供公共物品所獲得的收益大于所付出的成本，否則股東就不會將任何資源浪費在明智地投票或其它行使控制權的行動上，即使其行動對公司管理具有重大影響。[13]
盡管如此，在分散持股公司中，對管理者不滿的股東可以選擇出售其股份而不是投票反對管理者。換言之，股東可以行使“退出權”（exit）而不是“發言權”（make voice）。[14]由于股東對公司債務只承擔有限責任且公司股份可以自由轉讓，公眾公司的股票具有很強的流動性。因此，與發言相比，退出更為方便，也更有效率。兩相權衡，理性的股東有可能更偏好“華爾街規則”（the Wall Street Rule）——不喜歡管理者就賣股走人。發言與退出之間的上述此消彼長關系對分散持股公司的治理結構具有重大影響。
三、解決問題的辦法
公眾公司代理問題的根源在于管理者與股東之間的利益矛盾和信息不對稱。解決問題的辦法多種多樣。美國法院在審判實踐中注意到：
“股東保護自己免于不合格經營業績的方式不外乎兩種：出售股票（如果所出售的股票數量足夠大，就有可能對股票的價格產生影響，從而倒逼管理者改進工作），或者投票更換在任董事。”[15]
換言之，有兩種基本機制可以保護股東利益免受管理者機會主義行為的損害：內部機制（投票/發言）和外部機制（出售/退出）。
另有法院指出，除了投票和出售，訴訟也是解決代理問題的一個辦法：
“股東并非無力挑戰給公司造成損害的董事行為。公司的民主體制與董事發起的訴訟都是對付懶惰或不忠的管理者的強大工具。從衡平法發展起來的派生訴訟則能在公司控制權的掌握者拒絕行使屬于公司的訴權的情況下使股東得以公司的名義起訴。”[16]
綜上，管理者的行為受到股東投票、訴訟或出售的制約。下文將把投票、訴訟以及公司內部的其他制約機制統稱內部制約，而把出售及其他市場制約機制統稱外部制約[17]。
3.1 內部制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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