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治和吏治方面，新加坡確實是很有一套的；法治嚴明、令行禁止、高薪養(yǎng)廉這些在中國很難推行的東西，在那里成了遏制腐敗的“法寶”。這些制度在本書中有詳細而精辟的闡述，但是新加坡的經(jīng)驗與其說是展示了一種成功的模式，不如說是引領我們繼續(xù)思考看似簡單的“腐敗”問題。在我們法學家看來，似乎腐敗就是違法，不違法的就不能說是腐敗，違法至少構成了腐敗的一個要件；但是經(jīng)濟學家很可能認為違法與否和事情的本質(zhì)沒有直接關系，因為法律是人規(guī)定的，我們可以把某種行為定義為“腐敗”，也完全可以不這么定義。在某種意義上，高薪養(yǎng)廉相當于國家用國庫的錢“賄賂”公務員，換取他們的“廉潔”行為。由此可見，腐敗是可以“制度化”的，而制度化之后當然也就正當合法，不稱其為“腐敗”了。高薪養(yǎng)廉的經(jīng)濟成本不小，但好處是至少可以造成清廉的表觀。
中國的法律規(guī)定看似道德標準很高、腐敗紅線設定很低，但是法不責眾，在公務員動輒“腐敗”的情況下，“腐敗”也就見怪不怪了。反之，新加坡給公務員很高的待遇，相當于國家把一大筆財富塞進公務員的腰包，然后告訴他，在這種情況下再出去撈錢，就會受到嚴懲。既然紅線已經(jīng)設定很高，只要有點腦子的公務員當然也就不敢“腐敗”了；有個別超越紅線的，也很容易發(fā)現(xiàn)和懲治。因此，我們的制度看上去很清廉，但是清廉的制度卻造就了大量的貪官污吏；新加坡的制度或許遠不如我們清廉，但是這樣一來官員就沒有必要腐敗了，反而顯得“清廉”起來。看上去清廉的制度可以造就大量腐敗行為，看上去“腐敗”的制度卻可以制造清廉的官員，至少可以讓官員看上去清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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