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謝維雁 ]——(2003-3-19) / 已閱65852次
對平衡或制衡的關注是英國憲政理論及實踐的重要傳統，它甚至構成了英國
憲法學的一個特色。正如英國學者安德魯·甘布爾在《自由的鐵籠：哈耶克傳》
一書所說的，“通過與斯圖亞特王朝的國王查理一世、查理二世、詹姆斯二世的
斗爭，英國出現了一部混合式的憲法。在這部憲法中，不同的因素都得到了很好
的平衡，獨裁行為被壓制到最低限度，而能夠促進文明社會的發展和較大程度的
個人自由、尤其是有產者的個人自由的普遍性原則框架得到了保證。” 約翰·米
勒的《從歷史的觀點看英國政府》（1787年）一書很集中地體現了平衡的觀念。
他認為，“憲法發展是各種社會力量交互作用的結果”， 同時，“我們必須根據社
會的物質發展水平來解釋英國的憲法演進。” 在米勒時代，“憲法學作品中充斥
著以機械論為原型的想象和制衡的理念。這些關于混合政府的理論孕育出一種憲
政主義理念，這種理念的核心是相信在政治機體之中存在皇室的完美、貴族的睿
智和民眾的敏感之間的平衡機制。” 米勒也是一個平衡論者，但他完全超越了諸
如“皇室的完美、貴族的睿智和民眾的敏感之間平衡”之類的抽象理論，轉而將
所謂“制衡”限定為“政府的行政部門內部的平衡”。 馬丁·洛克林對米勒關于
政府部門內部的平衡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他說，“米勒在制衡機制上的位置轉移
有效地摧毀了關于歷史性憲法內的政治平衡的舊理論”， “米勒的著作標志著各
種平衡憲法理論的瓦解。” 馬丁·洛克林的意思并非是說米勒背離了平衡的傳統
觀念，而是充分肯定米勒的著作使平衡理念從抽象到實在的革命性轉向，米勒的
著作是對傳統平衡理念的巨大超越。可以說，米勒的平衡論為傳統平衡理念朝著
可操作性和制度化方向發展鋪平了道路，預示了憲政的未來，以致后來任何向英
國憲政學習的國家都不僅繼承了平衡的理論傳統，更是無一例外地將其付諸憲政
實踐。 到18世紀，英國的平衡理念已經完全變成了制度，以致W·Ivor·詹寧
斯宣稱，“可以把《王位繼承法》（1701年，謝注）頒布之后的英國憲法看成是
‘混合的’或‘均衡的’憲法。”
英國憲政中的平衡理念有其歷史的根源。
第一，它源于英國早期的對抗性理論和實踐。斯科特·戈登提出了一個非常
適用于分析憲政平衡性的概念，即“對抗性權力（體系或系統）”。他在《控制國
家——西方憲政的歷史》一書中考察了被認為是現代立憲主義主要根源的17世
紀英格蘭的對抗理論。他首先通過審慎的歷史解讀，揭示出這一時期在國王與議
會在政策和權力沖突中確立的一系列原則和理論，如議會的不贊成足以阻止任何
人擔任國家議事機構中的高級職位，不經議會的批準征稅是非法的，等等。爾后，
他又考察了愛德華·科克爵士的歷史貢獻——使英國的司法體系作為既獨立于國
王又獨立于議會的一個獨特的政治權威中心得以確立。 至此，英國政府的各種
機構構成了一個對抗性權力體系的觀點被看作是隱含在當時在議會與國王的斗
爭中支持議會的人的許多講演和著作中。 到18世紀，英國政府的對抗性模式得
到了論述這個問題的所有主要著作家的贊同。到白哲特和戴西在19世紀根據議
會主權學說重新解釋英國憲法時，這一模式似乎已經得到了普遍的接受。 戈登
還指出，英國的對抗性理論起源于伯里克利時代的雅典和共和時代的羅馬對抗性
政體的知識。他還將英格蘭的對抗性理論歸因于早一個世紀的威尼斯立憲主義的
影響。在分析16世紀威尼斯的政治制度時他使用了對抗性權力的概念，他指出，
“威尼斯政治制度中明確地起作用的是制衡原則” ，而且威尼斯的政治結構已
經是一個“對抗的權力系統”——這一概念包含兩個觀念“平衡”和“穩定”。
對抗性權力的確立是平衡的前提和基礎。
第二，它源于“國務需協商決定” 的悠久歷史傳統。這一歷史可以追溯到
盎格魯—薩克遜人進入英格蘭之初即有的協商習慣。盎格魯—薩克遜貴族維護民
主協商的傳統，努力將尚在襁褓之中的王權置于他們的控制之下。到1066年前
夕，已形成這樣一條公認的準則：“國王未征求意見和得到同意不得行動。” 商
定國事的傳統對于平衡的重要意義在于，它為平衡的實現提供了一種形式或手
段。
第三，它源于王權與貴族權的關系。在中世紀的英國，國王和貴族是建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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